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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梁时围棋、投壶体育文化一览

作者:杨训 浏览:9231 发表时间:2016-11-06 00:00:00 来源:丹阳图书馆

一、两晋南北朝前的围棋、投壶。

    据《路史•后纪十》载,“(丹朱)骜很媢克,兄弟为阋。帝悲之,为制弈棋以闲其情”。这就是尧制围棋教育他的儿子丹朱的传说:尧的儿子丹朱,品德不好,为人倨敖,而且凶狠残酷,兄弟之间互相争吵,纷争不休。尧为之而感到痛心,就制作了围棋,以期用“棋道”来转变他的品行。古代以天圆比棋子,以地方比棋盘,棋盘如似一个宇宙。围棋追求的是整体的均衡,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人与天地本体、与自然万物的和合。

    围棋在春秋战国时代称做“弈”,其道在于迂回围困和拼夺地盘,即“进退取与,攻劫放舍”,暗寓用兵之法,故其流行与当时征战频繁的社会环境有极大关联。而民间的一些文人学士却把它视为一种旨趣高雅、清心养志的智力竞赛,每邀同伴三四人出游山林之中,对弈于泉溪之畔或浓阴之下,凝神焦思,乐此不疲。当时围棋活动已在社会上普遍流行,且有私人授棋传艺的现象存在,一些政治家开始借助棋道喻事劝政,后世流传的形容犹豫不决的成语“举棋不定”即源于此。

    西汉之世,时人对费时耗神的围棋颇多抨击之辞,弈棋之风似乎因此而一度冷落。东汉三国之世,围棋活动又逐渐兴盛起来。东汉大儒马融作《围棋赋》,文学家李尤作《围棋铭》,以歌咏棋技,恢弘棋道。当时人们把围棋看做是“三尺之局”的模拟战场和军事智力游戏,所以一些著名的将领大都好尚围棋。吴郡学者严子卿棋艺为当时一绝,被天下人公推为“棋圣”(《抱朴子》)。北海大儒孔融善弈棋,其子也深受父风,弈棋成癖。史书上记载着这样一个凄惨动人的故事:当曹操派兵收捕孔融及其全家老幼时,满府之中皆乱做一团,孔融的两个年方八岁的儿子却端坐于高堂之上弈斗方酣,丝毫不为所动。家人责其不通世情,二人回答说:“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最后与其父一同遇难。流传至今的成语“覆巢之下无完卵”即由此而来。东汉三国时期,东吴地区民间弈风之盛冠于全国。当时的围棋棋子是木质的,即所谓“断木为棋”。李尤《围棋铭》有句云:“局为宪短,棋法阴阳,道分经纬,方错列张”。由此可知当时的棋子已有黑、白之分,棋道纵横交错。汉末三国之际的邯郸淳在《艺经》中记载说:“棋局纵横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此制与后世流行的十八、十九道棋盘略有不同。

    投壶源于古代的礼射,兴起于春秋末年,其法以壶象征箭靶,将短矢投入壶口者为中。它常在诸侯相会或贵族宴饮中举行,既是一种以助酒兴的竞赛游戏,也是一种演示礼仪修养的手段。后来随着“礼不下庶人”之传统观念的崩溃,投壶游戏也走出了贵族的高堂华室,逐渐流行于闹市陋巷,乡村郊野。每逢传统节日或社祭之会,到处可见“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的景象。投壶既有揖让进退等礼节和鼓乐伴奏,胜者进酒一杯,负者则罚酒一杯。民间投壶游戏往往喜其欢聚竞技的场面而常常忽略其行礼方式,故气氛要轻松愉快得多。


    二、两晋南北朝围棋、投壶盛极一时。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族官僚尚清谈、乐宴饮而怠于政事的风气,使向有文雅不俗之称的围棋活动日益风行于上流社会中间,被曰为“手谈”或“坐隐”。而传统的投壶之礼也因其能“悦举座之耳目,乐众心而不倦”,深为一些帝王将相所好尚。许多看惯了乱世诸般陆离怪状的文人学士,也常常以对坐弈棋、饮酒投壶来躲避尘世,解愁消忧。因此,围棋和投壶在这一时期呈现出历史上少有的兴盛繁荣景象。

    东晋南朝,伴随着清谈玄学的空前流行,弈棋之风愈加炽盛。《晋书•王导传》云王导的次子王恬,“多技艺,善弈”,被时人目为南渡以来枰盘第一高手。在声名权势方面与王氏家族并驾齐驱的谢氏家族,也以“手谈”为家传娱乐,代出此道名人。宋、齐、梁、陈各朝君主爱好围棋者也大有人在。宋文帝之子宋明帝刘彧嗜棋成痴,特诏设围棋官于州郡县邑,任命其庶弟建安王刘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四名大臣与棋道高手为“小中正”,两人为“清定访问”官,在京城建康开设衙门,总领其事,负责察访举荐全国弈棋名家。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国家围棋管理机构。齐高帝萧道成早年以军功起家,及穿上皇袍后则专以弈棋自娱,常召直阁将军周覆和给事中褚思庄对局宫中,且“累局不倦”。梁武帝萧衍亦有弈棋之癖,“每与(人)对棋,从夕达旦”(《梁书•到溉传》),并曾作《围棋赋》,称赞围棋是“君子以之游神,先达以之安思;尽有戏之要道,穷情理之奥秘”(《艺文类聚•巧艺部》)。

    古人云:“弈之道,兵道,佛道,仙道也。”就是指下围棋的人各自不同的气质、风格。落子稳健,步步为营,以思维缜密有序著称,这是“兵道”;态度平和、不贪、不躁、不嗔,无需杀个天昏地暗,只要略胜一筹即可,此为“佛道”;若即若离,轻巧腾挪,让对方找不到攻击的要点,实为“仙道”。

    由于弈棋风尚盛行朝野,南朝时不仅出现了评定棋艺高低的“棋品制”,而且还多次举行全国性的围棋比赛。棋品制参照九品官人法,将天下棋手分为九个等级,亦称“九品”。据《艺经》记载,当时的围棋九品制中的各个品级都有专门名称和划分标准,“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体,四曰通幽,五曰用智,六曰小巧,七曰斗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棋手的品级往往由皇帝任命举世公认的弈棋大师负责审查评定,或者直接在围棋对抗赛中产生,基本上是公正的。但也有一些“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是依持其显赫的权势而强行跻身于九品高手之材的。如萧道成棋艺并不甚精、且常有悔子劣行,只因其是“真龙天子”故名列围棋第二品,齐明帝萧鸾“好围棋,甚拙”,竟被一些惯于谄媚拍马之徒推升为第三品。

    后来,南朝产生的围棋九品制随着中日之间文化体育交流的频繁传入东瀛,演变为日本现在依然流行的围棋九段制。

    在南朝时期,规模较大的全国性围棋比赛有两次。一次是由齐高帝萧道成亲自筹备组织并自任总裁判的比赛。当时全国各地的围棋好手都云集都城建康,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最后决赛由琅琊人王抗与吴郡人褚思庄角逐冠亚军。两人开盘后一直由清晨对抗到黄昏始下完第一局,大赛结果王抗技高一筹,位居棋品第一,成了名扬大江南北的“棋圣”。

    第二次全国围棋大赛是在梁武帝萧衍统治时期举行,这次大赛还将结果张榜公布,告知天下,“登格入品”即榜上有名者竟达二百七十八人之多,号为一时之盛。在这二百七十八人中,还有一年方八岁的小围棋国手陆琼,引起京师轰动,“号曰神童”(《陈书•陆琼传》)。

    俗语云:“物极必反”,由于高门华族和文人学士都嗜尚弈棋,无日无度,致使棋坛之上弊窦丛生,也对社会造成一定的危害。当时最大的弊端莫过于假“手谈”、“坐隐”之名,行浪博豪赌之实。

两晋南北朝时期,与弈棋之风并行不悖且得到广泛开展的另一项体育运动是投壶。南朝时期的投壶活动已完全失去了讲礼示仪的内容,演变成为一种愉悦身心的观赏性游戏,风行于士族和文人的宴饮交往中,其形式也趋于多样化,技艺更加精巧。

    史载魏晋之际的玄学大师王弼,官为朝廷尚书郎却经常“不务正业”,“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三国志•魏志•王弼传》)。一些中下层地方官吏也雅好此戏,如丹阳县尹王胡之“善于投壶”,竟能紧闭双目投矢入壶,令人拍案称奇(《太平御览》卷七五三引《晋阳秋》)。迨至南朝,风尚益盛不衰。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文学侍从柳恽好夜宴投壶,一次萧子良竟因此而误了早朝,齐武帝怒稽其故,萧子良诚惶诚恐,只得以实情禀告。谁知齐武帝也酷爱此戏,听后反转怒为喜,令人抱矢提壶于朝堂之上,让萧子良当场表演一番,还赐绢帛二十匹以嘉其能。

    据《颜氏家训•杂艺篇》记载,南朝流行的投壶形式最常见的是汉武帝时郭舍人创制的“骁”式投壶法,“唯欲其骁,益多益善”,并且出现了诸如“倚竿”、“带剑”、“狼壶”、“狗尾”、“龙首”、“莲花”等种种新奇名目。其中“莲花骁”最为精妙,难度也最大。当时名闻天下的骁投高手会稽贺徽能“一箭四十余骁”,并能“置壶其外,隔障投之,无一失也”,被誉为江南一绝。当时的壶具已设双耳,一壶遂成三孔,中为壶口,两旁为耳孔。耳孔小于壶口,故以矢贯耳要有相当的耐心和高超的技艺,计算胜负时,“耳算”也加倍于“口算”。

    投壶活动也深为一些贵族妇女所爱尚。《古今图书集成》卷七九七《投壶》辑有南朝梁时无名氏所作的《华山畿》一诗,诗云:“夜相思,投壶不停箭,忆欢作娇时。”显然是描述当时一妇女夜间以投壶来稍解相思的情景。


    三、南朝体育文化高雅化的主要原因。

    南朝体育文化的主流,实为当时上层社会的体育文化主流。纵观我国古代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层社会一直都是有闲阶级的社会;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经常性的体育活动仅仅属于有闲阶级所有,也就是说只属于上层社会所有。另一方面,我国古代上层社会又是统治阶级的社会,于是其体育文化也就必然居于全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无论是就规模而言,还是就价值导向而言,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主流只会存在于上层社会之中,更确切的说,乃是取决于上层社会热门体育的趋向,并且由此而构成当时体育文化的主要特色,这可以讲是我国古代体育文化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高雅体育之所以能在南朝长期盛行,致使当时体育文化呈现出高雅化的基本倾向,其主要原因在于高雅体育不但完全符合南朝上流人物崇尚高雅之风的需要,而且也非常适合整个南朝时期上层社会追求娱乐之风的需求。南朝体育文化高雅化的倾向,实质上也是当时社会主流体育文化的价值观的反映。


参考文献:

○1《六朝文化》  许 辉   邱 敏   胡阿祥 主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年10月第1版

○2《中国古代体育习俗》  黄 伟   卢 鹰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5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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