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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齐梁佛教文化

作者:杨训 浏览:57 发表时间:2017-10-12 00:00:00 来源:丹阳图书馆

 一、 “佛教”与“文化” 

    文化:○1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

    ○2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

    ○3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的继承性;在阶级社会中,又具有阶级性,同时也具有民族性、地域性。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影响。

    ○4中国古代封建王朝所施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

    佛教:(Buddhism)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相传公元前6——前5世纪中,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伯尔境内)王子悉达多•乔答摩(即释迦牟尼)所创。是当时反对婆罗门的思潮之一,以无常和缘起思想反对婆罗门的梵天创世说,以众生平等思想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因此很快得到流行。基本教理有“四谛”、“五蕴”、“十二因缘”等,主张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以断除烦恼而成佛为最终目的。佛教在古印度的发展有几个阶段:最初释迦牟尼自己所说的教义为原始佛教;其后自公元前4世纪左右,佛教僧团因传承和见解不同,发生分裂,形成部派佛教(“上座部”和“大众部”等);1、2世纪间,从部派佛教大众部中产生了“大乘佛教”(它把以前的佛教称为“小乘佛教”);7世纪后,大乘佛教的一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互相调和,又产生了大乘密教。公元前3世纪,由于“阿育王的信奉,佛教在印度国内外得到广泛流传。2世纪时,在迦腻色迦王大力扶持下,佛教更加发展。流行于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和中国傣族等地区的巴利语经典系,通称南传佛教(属小乘);流传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汉语经典系及中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的藏语经典系,通称北传佛教(属大乘)。而印度本土佛教在9世纪前后渐趋衰微,13世纪初归于消灭,19世纪后始渐复兴,20世纪中叶起,特别在“不可接触者”群众中得到发展。欧美各国自19世纪以来,亦多设立佛教团体,从事研究和宣传活动。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一说为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一说为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初期仅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至东汉末,随着安世高、支谶首译汉文本佛经的行世,佛教教义开始同中国传统伦理和宗教观念相合。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佛教寺院广为建造,佛经的翻释与研究日渐发达,到隋唐达到鼎盛,产生三论、律宗、天台、华严、唯识、禅宗、净土、密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许多宗派。对于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都有一定影响。


    二、南北朝佛教文化发展的社会及经济基础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是在当时的经济基础、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

    ○1民族的大融合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长期融合形成的伟大民族。我国民族大融合在历史上有五次,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通过列国纷争的经济交流、文化往来以至战争的促进、使得南方的楚(应包含吴越文化)文化和塞北的秦文化;不同民族、地区文化的融合为丰富共同的中华文化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赵武灵王提倡的胡服骑射,吸收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战争技术,从而为后来中国军队及战争手段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大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次的民族融合所涉及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春秋战国时期。因为这一次融合持续时间很长,涉及面更广,其范围包括了今中国的黄河、长江、珠江、辽河等广大区域。民族融合的方式也更为复杂多样。

    南北朝初期,南北双方,民族矛盾占主要地位。由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北方少数民族迅速被带进了封建社会,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形成不可抗拒的趋势。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大量接受华夏文化,建立中国封建宗法制的政治管理体制。到南朝梁武帝时,南北朝对峙的民族色彩已经淡化,民族偏见已不占主要地位,变成了单纯政权的对立。文人学者的往来,双方互相收容政治避难者。这时佛教僧团在南北双方的传教活动,也为促进南北融合起了积极作用。这种互相吸收和融合,大大充实和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为隋唐形成统一的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次大融合是西夏、辽、金及早期蒙古时期。第四次大融合在元朝。第五次大融合在清朝。


    ○2南北广大地区的开发

    三国时期,南方经济发达地区只限于今太湖流域、南京附近、钱塘江三角洲及荆州以下沿江一带。其它广大地区还是榛莽荒芜,草耒未辟。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隔阂尚多。经历了南北朝近三百年的长期交流,不断加深了各民族间的兄弟情谊。南方尤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大批北方劳动人民的避难南渡,带来了当时是称进步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生产技能,再加上各朝休生养息政策的出台,经过开发,昔日的潛力逐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南、北方在经济开发、生产力提高方面都有进一步发展。

    ○3文化学术的广泛交流

    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一个国家的政治力量只限于辖区以内,这就给文人、学者以逃避严密控制的机会,为南北双方的人材往来,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这在佛教学风上也有明显的表现。像东晋时期南方的慧远曾影响北方,北方的罗什大乘中观学派也影响到南方。南北朝后期,南北交流愈益密切,北方慧思、慧文为天台开基,菩提达摩经南方而传教于嵩洛,南方摄论之学弘传于北方。

这一时期,国际交通也很频繁,除西北陆地丝绸之路外,海上丝绸之路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广州已成为国际口岸,僧侣与商旅结伴往来,广州曾一度成为佛经传译的基地。

    ○4反映时代思潮的佛教经学体系初步形成

    南北朝约三百年间,反映时代思潮的意识形态与汉代迥异。汉代白虎观会议以后,神学经系成为官方正统。魏晋神学经学失势,玄学兴起。

    南北朝时期,道教也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南方以陆修静、陶弘景为代表,北方以寇谦之为代表,形成完备的系统理论,有宗教实践、仪式的宗教。

    这时,儒家的纲常名教仍然是维护中国封建制度的正统思想,无论佛教还是道教,都在自己的范围内从理论上论证,从实践上奉行之,强调忠君孝亲,以维护封建门阀士族的统治秩序。

佛教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配合,形成了中国佛教的特殊精神面貌,即中国化的佛教。并随着中外邻国的交往,这种佛教文化的交流,起着联系中外民族文化纽带的作用。

    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是在当时社会思潮,历史发展的总形势下进行的。


    三、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特点

    南北朝(420——589年)是中国佛教继续高潮的时期,这是因为佛教得到了这一时期各朝帝王的支持。汉末三国时,佛教尚被看作祈福的手段,到了此时南北的统治者或把佛教看作助王化,致太平的工具;或看作少数民族政权自身的合汉性依据。另外,北朝佛教与政治的结合是公开的,僧官制便先起于北朝。北魏道武帝以法果为沙门统,法果则称其为“当今如来”,认为拜天子就是礼佛。在君权强化的政治形式下,北朝佛教更重视戒律与禅定,而在信仰形式中更重于起塔造像,兴荐福业,其所关注的偏于神行神异。相形之下,南朝僧伽至少形式上并未完全匍伏在王座下,释慧远还在庐山论证何以沙门可以不敬王者。

    南北两地的佛教崇信形式有所不同。南方继承东晋以来重视佛教义学,讲求佛教精神实质,在理论上多有发挥。南朝佛教义理在三个时期因得到皇帝和世家大族的支持而著有成果,一是刘宋一代,二是齐竟陵王时,三是梁武帝时。围绕不同佛教经典开成的义学派别大都产生于这几个时期。南北朝时,东西佛教僧人的来往加强,外来僧人的学识和哲学思想给中土士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居华夏而盲目自大的情绪面临了新的挑战,以至于有人膺服地说“天授善伟,岂俟华戎”!一方面是对印度佛教僧人的仰慕,一方面则是随着中国人对佛教义理的深入了解,已经感受了不满足,这一时期汉地佛教僧人继朱士行之后,纷纷前往西域或印度求法。他们中间最有名的是法显和宗云、惠生。法显于399年离秦都长安,一路西进,直到印度,周游29国,历时15年,携回经律多部。其所撰述经行成为研究五世纪初南亚和东南亚史地和文化的重要材料。比丘惠生和宋云则是受北魏胡太后派遣往西域求法,他们于518年发自洛阳,四年间遍及西北印度,于522年携佛经170部归国。西行求法的行动既出于对佛教理论的需要,也更有求法者的宗教热忱。

    南北朝时代是中国佛教史上译人和译经都最多的时期。就经典言,这一时期译出了《般若经》以外的诸多大乘经典,如《大般涅槃经》、《华严经》、《楞伽经》、《胜鬘经》、《角深密经》等,所有这些经典为唐代佛教理论的繁荣准备了思想材料。自符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刘宋时译出《杂阿含》而四部《阿含》齐备。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深远流长的净土经类也译出于此时。佛教诸部戒律,如《四分律》、《十通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菩萨戒本》等都集中于此时译出,南北朝时主持重要佛经译场的有北凉昙无谶,活动于晋宋的佛驮跋陀罗、求那跋陀罗,北魏的菩提流支。南朝译事甚隆,据《开元录》说,自420年到589年,江南有宋齐梁陈,北方则有北魏北齐、东魏西魏,一共八个朝代,历时196年,共有译者67人,译佛典750部,1750卷。

    南朝社会相对稳定,佛教得到政治的支持,寺院经济发展,义理之学很快兴盛起来。以一些重要经典为核心,形成了一些称作“师学”或“师说”专门的学术体系。它们有:鸠摩罗什、僧叡、僧肇、梁僧朗一系的三论学,它以《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基本经典,以“二谛”、“中道”为要旨;有以《涅槃经》佛性思想为中心的涅槃学;僧伽提婆及昙摩耶舍等传译的《毗昙学》;其它尚有成实学、地论学、摄论学、律学等;佛驮跋陀罗、慧严所传达摩多罗和佛大先的五门禅法也是非常重要的佛学实践。南北朝不仅较以前佛教经典传译最多,也是汉地僧人佛教撰述最多的时期。像刘宋陆法澄的《法论》、梁宝唱的《续法论》都辑有不少著作;关于佛教经论的注疏、汉译佛典的抄略和编纂都大量涌出于这一时期;佛教经录也是这一时期的创造,僧佑的《出三藏经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佛教经录发展的先河。

    南北朝时代又以多出伪经而著称。从文化史的角度看,这正好说明这一时期佛教与传统儒、道两系思想斗争的激烈。在南朝,佛教与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思想文化的争论,这包括了佛道之间先后高下的争论,佛儒之间沙门是否礼敬王者的争论,神灭与否的争论。所有这些争论涉及的问题,大都是唐宋以后中国思想发展史一再讨论的。而在北朝,即令是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往往都会表现为严酷的政治暴力,这与北朝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民族矛盾是分不开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都发动过“灭佛”,便是这种矛盾的关键反映。但总的说起来佛教在这一时期呈一种发展和上升的趋势。可以说,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深刻地影响着后来佛教的发展,为即将到来的隋唐佛教鼎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梁武帝倡导和支持佛教

    梁武帝萧衍(464——549年)是南朝梁代的开国皇帝,在位长达四十八年。他既是当时权威显赫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博学多艺的学者,又是虔诚狂热的佛教信徒。梁武帝对佛教的信仰和支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舍身归佛,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他自称自己“少时学周礼,弱冠穷六经”,“中复观道书”,最后皈依佛门。他在即位的第三年,率领群臣士庶两万人,在重云殿重阁,当众宣布舍道归佛。

    2、创建佛寺、塑造佛像和举办斋会。梁武帝亲自敕建的大寺院有大爰敬寺、大智度寺、皇基寺、光宅寺、开善寺、解脱寺、同泰寺等,并在每个寺中塑造了大量的金、银、铜、石佛像。他还经常举办盛大法会,如水陆大斋会、无遮大斋会、盂兰盆会、平等大会等,参加者常逾万人。仅建康一处,佛寺有700余所,僧人10万余众。

    3、订立僧制,断制酒肉。为了统管全国僧众,敕命法超为僧正,以法云为大僧正,要法超制定《出要律仪》,命法云创立僧尼规戒。又自作《断酒肉文》,不但禁食酒肉,改行素食,而且严禁杀生。

    4、扶植寺院经济。梁武帝以最高统治者的身份,经常舍财给寺院,一次布施,往往即在千万以上。同时他自己四次舍身同泰寺。自愿入寺为僧众执役,替佛服务,及布施钱财。时间最短四天,最后一次长至三十七天。每次舍身,都有百官用“钱一亿万”将他赎出,其舍身佛寺的原因和作用,第一,以此来表示自己对佛教极端虔诚的信仰,并表明自己并不留恋皇帝的宝座。梁武帝曾说自己“不贪天下”,把皇帝的宝座看得“不如一芥”。第二,带头掀起信佛热潮,扩大佛教影响,抬高佛教地位。第三,以此不断扩充寺院的经济。在他的带动下,王公百官乃至庶民百姓亦随之捐献。致使寺院经济急剧膨胀,寺院经营的“无尽藏”(又名长生库)越来越多。

    5、亲自讲经说法,撰写佛教著作。据载,他经常高升法座,为僧俗讲说《大般若涅槃经》、《摩诃般若波罗密经》和《金字三慧经》等,宣传佛教思想。《梁书•本纪》称他“尤长释典,制《涅槃》、《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101卷、《大品注解》50卷、《三慧经讲疏》、《净名经义记》、《制旨大集经讲疏》16卷、《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12卷,还有《立神明成佛性义记》、《净业赋》、《注解大品经序》、《宝亮法师制涅槃义疏序》、《金刚般若忏文》、《摩诃般若忏文》等若干重要的佛教论文。

    6、对佛学研究、佛经翻释、佛典编纂、文学艺术创作都非常支持。在几次佛教内部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和关于儒、释、道三教孰优的大讨论中,带头与文人们一道积极撰文,参加辨论,使这些理论进一步深化,捍卫了佛教的地位,弘扬了大乘思想。佛学学派林立和对义理研究的大量成果;儒、佛、道原来的对立而走向多元文化的融合;思想的解放,出现了继春秋后的第二次“百家争鸣”,加上文人的艺术实践,出现了艺术理论的第一次高峰。在他的影响下,文学、建筑、绘画等等都受佛学的影响,留下许多传世珍品。南朝佛教至梁而集大成,达到了顶峰。


    五、佛教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影响

    自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内地,至今已在中国流传、发展了二千余年。作为一种请来的异族宗教,它在中国经过了试传、比附、冲突、改变、适应、融合,深深地渗透到传统的中国文化之中,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始自东晋,作为一种内涵丰富的宗教和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佛教与中国历代王朝发生了多种关联。佛教作为一种重大的现实社会力量,一方面,除了在西藏和云南傣族地区与世俗政权直接合一外,在广大的汉族地区它很少主动地直接为封建政治服务,而是主要通过高僧与各代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宗教的特有方式间接地作用于现实政治;另一方面,又通过寺院经济、僧俗弟子、僧官制度,在客观上无时不对封建社会状况产生着直接影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方面,佛教通过它的超然出世思想,与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以及倡导养生、成仙的道教相互补充,对维护、巩固封建统治制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佛教的慈悲济世、普渡众生的思想,也不断激励着僧俗二众积极从事社会进步和社会福利事业。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形势下,一些思想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又尝试着用佛教思想培养国民的道德素养、激励革命者的无畏斗志,救中华民族于倒悬。

    其次,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来看,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深入发展,一方面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一方面经过与儒家思想和道教之间的长期比较、斗争与融合,成为中华文化不可缺的三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体地说,在伦理思想方面,虽然佛教传入中国后呈现出了非常明显的儒学化倾向,但佛教出世就强调孝,就人生解脱要求禁欲,就认识论和人性论主张智为心体以及相应的修行方法,又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为儒家道德学说作了补充,丰富了中国伦理思想。在哲学方面,传统的中国哲学注重伦理实践,往往就治国安邦探讨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缺乏对宇宙的本体、生命的根源、死后的归宿作深入的追溯。佛教的传入,一方面大量丰富了中国哲学资料和思维方式;一方面又通过体用相即、时空无限、心性染净、见性成佛等具体命题,极大地拓宽了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加大了中国哲学的思维深度,并给中国哲学做了巨大的启示和推动。在文学方面,汉译的佛陀传记、本生故事、寓言故事,和《维摩》、《法华》、《华严》、《楞严》等情节丰富、形象生动的大乘佛经本身,就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各种佛经的故事、小说、戏剧、寓言等体裁,也对后代小说、平话、戏曲、弹词的产生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启迪和推动作用;用通俗的语言宣讲佛经的传法活动,也直接影响了变文、宝卷、弹词、鼓词等说唱文学的产生;丰富的佛教典籍和深邃的佛教思想,又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容。《西游记》、《红楼梦》、《封神演义》、《金瓶梅词话》、《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等著名的古代长篇小说,就是受到佛教多方面影响的代表作。伴随佛教传入的印度声明学,影响了中国音韵学上四声的发明和诗歌格律上八病的确定,从而推动了唐代以来格律诗新体裁的开创;同时,丰富的佛教思想,尤其是缘起性空的般若思想和不滞一物的禅宗思想,也给中国诗歌增添了新鲜的内容,赋予它以新的意境。语言学方面,佛教典籍中出现的优美典故和具有艺术美的新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文学语言的宝库,有的甚至成了人们经常使用的基本语汇,如世界、实际、觉悟、净土、彼岸、公案、烦恼、解脱、因缘、真谛、方便、现行、作用、平等、庄严、相对、绝对、知识、一针见血、不二法门、三生有幸、五体投地、六根清净、天龙八部、昙花一现、快马加鞭、大千世界、天女散花、看破红尘、立地成佛、回头是岸等等。

    民俗方面,随着佛教在中国的长期流传,一些佛教节目逐渐演变成了民间节日,如农历十二月初八,本是佛教纪念释迦牟尼成道的节日,南北朝以后,却与沿习更久的腊月祭日结合了起来,这便是腊八节吃粥的由来;再如,为了纪念释迦牟尼涅槃,公历每年的4月15日,藏族人民都要举行“萨格达瓦节”活动;再如,南传佛教认为,公历4月15日是释迦牟尼的生日,也是他得道成佛和涅槃的日子,因而相信南传佛教的傣族人民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拿出三至五天作为新年伊始,走村串寨,泼水庆贺。在艺术方面,汉魏以来,由于受到佛教的新鲜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都增加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增添了一批批难以估价的稀世瑰宝。白马寺为我国佛地佛寺之滥觞,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国佛寺建筑主要形成了石窟寺和塔庙两种。塔庙的特点是寺院与塔结合,或寺中置塔,或塔在寺外,相映生辉,遍布各地的寺庙多属此类。塔庙之庙,以佛殿为主体,多用木建,木质与固有的建筑艺术联袂,形成了新的风格,从而在建筑史上放出了新的异彩;塔庙之塔,集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于一体,形式多样,造型美观。石窟寺依山开凿,内雕佛像,饰以壁画,以敦煌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最为著名。佛教绘画的传人,一方面使中国绘画艺术中出现了佛像、菩萨像、罗汉像、高僧像、鬼神像和佛传图、本生图、经变图、故事图等内容和题材;另一方面又丰富了中国古代画家的艺术想像力,促进了中国绘画艺术技巧和样式的发展。佛教在印度本来是拒绝与音乐有联系的,传入中国后,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逐渐也吸收了音乐的艺术形式,作为传播佛法的一项重要手段。经过长期的摸索和实践,中国古代音乐家们逐渐地把佛教义理与历史悠久的中国宫廷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熔于一炉,形成了以“远、虚、淡、静”为特征的佛教音乐,并成为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佛教史》 任继愈 总主编   杜续文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1月第1版

○2《佛教三百题》  黄夏年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年12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2次印刷

○3《佛教百科》知识  王军云 编著   华龄出版社   2007年1月第1版

○4《中国佛教史》 任继愈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5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2次印刷

○5《辞海》  夏征农 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1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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